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18日文章《中日“渔船事件”背后的美国因素》，原文如下：
中日钓鱼岛海域发生的“渔船事件”引起了各界对于中日关系的热议，然而在反思此次事件时，我们却不能忽视那个不在前台的大国——美国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既是此次事件发生的背景提供者也是最终解决的推动者。
美国因素对日本政策决定的巨大影响
一、事件发生时的美国因素：
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美关系一度受挫。在美国与亚洲关系上，美国开始从正面对中国开展攻势。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的表态首次出现在1996年，当时代理助理国防部长卡特·坎培尔表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日本施政下的领土，尖阁群岛（钓鱼岛）属于日本施政下。”但是在随后很长时间内，美国没有对此有相关的表态。但是，今年7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亚细安区域论坛，ARF）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希拉莉）·克林顿明确表示“确保南中国海安全通行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意在牵制中国，中美外长则在会上激烈交锋。8月16日，在回答日美安保条约是否包括钓鱼岛时候，美国助理国务卿库劳力表示，“回答是yes。”渔船与日本巡视舰相撞可能是偶发事件，但是日方的随后的扣押行动则并非偶然反应。简言之，在看到美国试图牵制中国（特别是在海上）的倾向，日本也试图乘机试探美国的决心，这正是事件发生的国际背景。（日本执政党选举则可能是事件的国内背景）
二、事件发展过程中的美国因素：
事件发生一周后，日本决定先释放中国渔船和船员，但是继续扣押船长，并等待美国的表态。9月14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库劳力表示“希望中日通过对话和平解决（纠纷），但是日美同盟是亚洲安全保障和和平的基石。”美方的表态让日本看到了美国支持日本的希望，《读卖新闻》在9月18日的评论中就指出，该助理国务卿的表态与克林顿国务卿的表态是一脉相承的，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日本的“信心”。
三、事件解决中的美国因素：
9月19日，日本决定延长扣押船长，中方采取严厉的反制措施，美方的态度开始转变。9月20日，美国副国务卿斯坦英博格指出“最重要的是在复杂的情况下开展连续性的对话，进行对话是最好的办法。”这是美国对于中日关系恶化表示出的担忧。随后这位副国务卿还说“良好的中日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被问及美国的立场时候，他则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一贯的”，而没有涉及日美同盟的词眼。9月22日，卡特·坎培尔助理国务卿在接受《读卖新闻》的采访时就中日“渔船事件”评论道，“美国与日本有着非常强的安全保障合作关系，但同时也同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希望两国能够通过做出最大限度的外交努力来解决问题。”
9月23日，日美外长会谈，虽然日方媒体在次日都集中报道会谈内容涉及“美国国务卿明言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群岛（钓鱼岛）”，但是翻看库劳力助理国务卿在日美外长会谈后举行的吹风会上的发言记录，完全没有涉及相关的内容，至于双方究竟谈了些什么目前尚不清楚，但是至少说明美方没有支持日本的公开表态。23日下午，中国温家宝总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中没有涉及中日领土争端的问题，反映出美国不愿意卷入中日冲突的心理。而随后举行的日本首相菅直人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中，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奥巴马总统表示希望和平解决争端。日本检察机关做出释放船长的决定就发生在日美首脑会谈后不久。
日本外交尚未摆脱日美同盟框架
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日美关系是同盟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同盟困境”，即对于“卷入”和“抛弃”的担忧。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最大的担心莫过于“卷入”中日争端，但同时又担心不对日本做出一定程度保证，日本可能会“抛弃”同盟。因此美国一直采取模糊的“一贯立场”，即（1）对于钓鱼岛的领土最终归属问题不表态；（2）该问题应当由当事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3）钓鱼岛处于日本施政下；（4）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日本施政下的领域适用该条约。美国的这个一贯立场反映出美国既不愿意卷入中日间的争端，又不得不照顾同盟国日本立场的矛盾心理。
但是当中日冲突严重升级的时候，美国的立场逐渐鲜明，即不一定会为此牺牲中美关系，因为中美关系是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关系。日本没能获得美国将在中日争端进一步升级时一定会不惜代价使用“日美同盟”来对抗中国的保证，而日本一意孤行的话将可能会面临被美国“抛弃”的危险，权衡利弊，最终决定放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此次事件也是日本试探“日美同盟”的有效性和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一次尝试。
从日本外交的角度来看，日本在面对中国崛起等国际关系新挑战时刻，仍然没有摆脱依靠日美同盟的单一思维框架，这显示它对中国外交和亚洲外交仍然缺乏战略性和系统性，这是摆在日本面前的重大课题。（● 张云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